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首要任务，同时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时明确指出，“数据要素潜力加快释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5%以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释放数据要素潜力，这两个重大政策议题正在加速交汇融合——数据要素正从“沉睡的资源”转变为驱动消费升级、优化供需匹配、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市场动能”，成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可或缺的新型基础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两会前夕，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意见》（国数政策〔2026〕6号），首次系统部署了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平台企业、数据商三类机构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这一政策与政府工作报告形成精准衔接，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释放数据要素潜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关键在于培育市场“中间层”，让数据真正在供需之间流动起来。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数据要素“潜力”在哪里

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在2025年达到4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35％。但宏观数字之下，一个关键矛盾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数据的“聚集地”和数据的“急需地”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一方面，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企业拥有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市场交易数据和消费洞察数智分析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大量传统制造企业仍以生产导向、经营产品为主，普遍缺乏终端市场用户数据，对消费需求的感知存在明显盲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环节——“智改数转网联”推进迅速，但供需两端的数据是割裂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背景在于“四化同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就迎来了信息化浪潮。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不能仅仅在数字原生领域“自我循环”，更要解决前面“三化”留下的痛点，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数据流通不畅的堵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数据要素潜力的核心，在于让平台所聚集的市场数据真正“流动”到需要它的传统企业手中，以数据驱动供给优化，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二、供需数据“割裂”是制约内需的深层堵点

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首要任务，要求“坚持内需主导”“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这指向一个深层结构性矛盾：我国人均GDP已达1.3万美元左右，恩格尔系数降至29.8%，居民消费正从刚需型产品向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转型，但当前市场的供给仍以性价比驱动的产品为主，供需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配。

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算法的信息推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错配。流量导向的算法在有限推广资源池中倾向于放大低价信号，形成低价导向的信息环境，影响了消费者的品质预期与消费升级意愿。结果是，观测到的消费数据可能并不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我们看到的“消费降级”现象，很可能只是数据层面的假象，真实情况是消费分层下的供需信息断裂。

如果平台所掌握的消费趋势数据无法有效传递给供给端的制造企业，那么“促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就缺少了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撑。数据要素潜力的“加快释放”，在当下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调研发现，一家龙头家纺企业通过数智分析服务接入电商平台市场数据使商家商品浏览量最高提升177%，销售额增长约29%，而平均客单价提高了约52.9元。这意味着，平台数据不仅帮助商家“卖得更多”，更帮助消费者“买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数据赋能直接推动了消费升级：数据赋能机制并非只服务于高端消费者，而是有效激发了中低消费层级和潜在需求群体的活跃度，在不同消费群体中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在宏观层面推动了平台间的良性分化，降低了跨平台商品的高度重叠，有效缓解了同质化竞争与价格内卷。

三、制度破题：从“谁来干”到“怎么干”

长期以来，“数据在谁手里、谁来促成流通、以什么方式流通”缺乏清晰的制度安排。四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正是针对这一症结，首次系统回答了数据流通的“谁来干”“干什么”“谁护航”三个关键问题。

在“谁来干”方面，《意见》明确培育三类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数据交易所定位为“综合服务”的探索者，构建全链条数据流通交易服务体系；数据流通服务平台企业定位为“专业化发展”的主力军，深耕产业生态链接；数据商定位为“产品化”的排头兵，加大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力度。三类机构各有侧重、协同发展，构成了数据从供给方流向需求方的完整“中间层”。

在“怎么干”方面，《意见》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创新方向——探索多样化流通交易模式，鼓励“数据换数据、换订单、换服务、换模型、换场景”。这一表述突破了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数据”的简单买卖思维，与前述研究中平台通过数智分析服务赋能商家的实践高度契合。平台不是直接出让原始数据，而是以分析能力、模型服务、市场洞察等形态输出数据价值——这正是“数据换模型”“数据换服务”的生动体现。《意见》还明确提出支持机构合作“提供数据汇聚、治理、模型训练等服务”，丰富数据集和智能体等新服务形态，直接呼应了政府工作报告“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的部署。

在“谁护航”方面，《意见》坚持创新与监管并重，一方面建立试错容错机制，为新模式新业态留出空间；另一方面严禁设置不合理的数据流动限制，严厉打击虚构交易和数据黑产，守住安全底线。这种“在规范中发展”的思路，为平台企业参与数据流通吃了一颗“定心丸”。

四、以数据赋能驱动强大国内市场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以及“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支持”。四部门《意见》则进一步将平台企业明确纳入“数据流通服务机构”的制度框架，鼓励其发挥专业化优势、深耕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两者形成了从政策方向到制度落地的完整链条：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路径，而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关键市场主体，其角色不应仅被定义为需要监管的“守门人”，更应是赋能实体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数据枢纽”。

数据要素的价值不在于数据本身的“存量”有多大，而在于数据能否在正确的节点、以正确的方式“流动”起来。当平台数据通过数智分析服务赋能传统企业创新、激发消费升级、缓解价格内卷时，当“数据换订单、换服务、换模型”从政策文本变为市场实践时，数据才真正从“资源”变成了“要素”，从“潜力”变成了驱动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现实“动力”。

这需要政府、平台和企业的协同推进——健全制度让数据“敢流通”，培育机构让数据“能流通”，创新模式让数据“愿流通”。唯有如此，数据要素潜力的“加快释放”才能真正转化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陈煜波）